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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反扒民警:钻研"易容术"巧打"时间差"

2018年02月26日 来源:青年报 作者:钟雷

为了寻找隐匿在人群中的“贼手”,反扒民警们在“索敌”的同时还要学会“隐身”。 

  春运期间的上海火车站人头攒动,在熙熙攘攘的返乡人群中,范赟的身影来回穿梭。旅客脸上挂着略带倦意的笑容,但作为上海站派出所治安刑警大队警长,范赟心里的弦却时刻紧绷着。“旅客最放松的时候就是我们最紧张的时候。”为了寻找隐匿在人群中的“贼手”,反扒民警们在“索敌”的同时还要学会“隐身”。近日,记者跟随上海民警来到反扒一线,近距离感受春运期间火车站内外的“暗涌”。

  地铁出站口盯梢确保扒手露头就跟

  2月5日下午2点,同往常一样,范赟站在上海火车站南广场的一处角落扫视着四周。“南广场有三个地铁出站口,一个人行地道出口,再加上两处‘蟹钳口’(广场与街道连接的位置),蟹钳口旁边还有个出口连接着出租车候车区,这些都是扒手可能出没的位置。”交谈的同时,他的目光一直锁定眼前两个地铁出站口,职业习惯告诉他,就算眼神只有几秒钟的“失焦”,也可能让扒手有机可乘。

  扒手多流动作案,不少会从地铁站开始跟随潜在被害人,直至火车站。因此,范赟和同事们往往会在地铁出站口等位置驻守,切断扒手进入火车站区域行窃的源头,“也就是常说的露头就跟。”

  大约10分钟后,范赟向地铁口方向使了个眼色,一名身穿白色大衣,戴着耳机的女子出现在视野中。“看到听耳机的人,我们都会重点观察,后面容易跟人。”根据他的办案经验,不少人都是在手机插耳机听歌时遭窃,“一般人听到手机没声了,第一反应是扭头往回看,扒手就抓住这种习惯,偷完之后直接往前走。等被害人再回头的时候,对方早就不见了。”

  1989年出生的范赟2017年正式入党,虽然从警已经4年,但正式从事反扒工作还不到2年。别看他现在说起经验头头是道,但用他的话说,所谓经验都是用吃过的亏“喂出来的”。反扒讲究抓现行,用行话说就是要等对象“出货”,“最早跟着老师傅反扒,看到对象伸手要偷了,一激动冲上去直接抓,结果看了看四周,就我一个人上去了。再一看对象,手里还没有赃物。”回忆起最初的反扒经历,范赟忍不住低头笑了起来,“然后就是看老师傅们铁青的脸。”而这次失败的教训也让他知道了“失主好找,动手时机更重要”的道理。

  候车室斗智比拼“易容术”

  反扒民警习惯把火车站外的广场称作“外块”,与之相对的“内块”则指候车室,春运期间,“内块”的热闹在民警眼中却是无形的压力。

  2月1日,长达40天的春运拉开序幕,各大火车站均迎来客流高峰。春运首日,上海火车站就发送旅客近10万人。而在这10万人的身边,民警和扒手之间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早已打响。

  下午3点,踏入候车室的第一时间,范赟抬头看了眼电子屏上的列车时刻表:最早的一班列车将于3点04分发车,停靠在9号站台。匆匆一瞥后,他套上卫衣的帽子,低头跟随人流来到9号站台。范赟说,跟扒手打交道久了,会发现都是熟面孔,这意味着对方也能认出自己。因此,每次“进场”(进入车站)前,需要用背包、眼镜、帽子等配件隐藏自己,“我有一段时间还特别喜欢买两面穿的羽绒服,有时候进个厕所换身衣服出来,比较方便。”

  当然,会“易容”的不仅是民警,在范赟展示的几张嫌疑人照片中,有光头戴假发的,还有在背包中藏衣服以备替换的。“我们现在抓住对象,着重研究他们的微信群。我们要知道他们最近‘流行’什么。”

  来到检票口,拎着大包小包的旅客已围聚在此,范赟走到最左侧的一排队伍末端,侧身观察。“排队的时候,逆向退出队伍的人需要重点留意,一般如果是送客的市民,送完后会很快离开候车室,但扒手往往会继续逗留寻找其他目标。”说话间,一个从队伍中后撤的身影出现在视野中,范赟微微侧身,用余光观察对方的动向。看到对方很快离开了候车室,范赟才将其从脑内的“嫌疑人名单”中“划去”。

  除了候车室,列车车厢门口也是扒手易下手的场所,而列车车厢内由于缺乏监控设备,也是盗窃案高发区域。范赟介绍,车厢内盗窃一般分为“掏芯”和“洗包”两种,前者偷包里的东西,后者则指直接顺走行李。“小偷假装整理行李,慢慢把你的包往旁边挪,看你一直没反应的话,换个位置直接拎走。等你找到,箱子只剩个空壳。”对此,他建议旅客出行时将包放在斜对面的行李架上,确保目所能及。

  为圆警察梦放弃“四大”offer

  如今,作为队内青年骨干的范赟每日活跃在上海火车站的各个角落,但你可能想象不到,4年前,他却是背着父母偷偷戴上的警帽。

  范赟的父亲是一名乘警,和很多警二代一样,出于“制服情结”,范赟从小就萌生从警的愿望,却常遭父亲泼冷水。“他说你身高这么矮,又打不过人家,一点都不适合做警察。”回想起父亲对自己的“打压”,范赟也能理解。担任乘警的13年里,父亲缺席了12顿年夜饭,“大概没有人希望自己的孩子再做这行吧。”

  大四那年,范赟获得了去“四大”实习的机会,并成功拿到offer,但他却背着父母考了公务员。“一方面自己实在不喜欢做财务,一方面也放不下心中的警察梦。”直到考上公务员,范赟才和父亲“摊牌”,“那天我爸就问了我一句:‘真的想当警察?’我说真的想,他就同意了。”

  范赟有一个同是警二代的“学霸”同学,出国留学拿了法学硕士,但回国后却选择做一名高速交警。“当时所有人都说他疯了,但我能理解他。”“都知道当警察累,但是没办法,那种情结,挡不住。”

  虽然做好了思想准备,但投身警营的前五个月,高强度的工作让范赟有些“扛不牢”。“收入是‘四大’的四分之一,危险性却远远大于之前的工作,我这才发现我爸真没骗我。”虽然和身为火车站检票员的女友同处一个车站,但他每天只有吃早餐的15分钟能和女友聊会儿天。

  转折点发生在第六个月,当月范赟一举抓获了四个逃犯,用他的话说,当时他第一次品尝到“付出终有收获”的感觉。在不断的努力下,去年年底他被上海铁路公安局授予标兵能手称号,并授予了个人三等功。

  与扒手打时间差下班成“奢侈品”

  下午5点,在广场和候车室轮番守候了2个小时后,范赟回到派出所稍作休息。对于反扒民警而言,白天没有发现对象意味着晚上或将“不太平”。“旅客坐的车可能四五点发车,但是因为地铁运营时间限制,可能他们晚上11点就到火车站候车了。”他表示,凌晨是旅客最疲惫的时段,不少扒手就瞅准了这个时间点。

  “春运期间,有几天这个同志晚上就不睡了,守在站内,我们叫‘守场子’,必须把对象全部赶到站外去。”派出所办公室里,大队教导员程诗静指了指范赟,后者揉了揉发红的眼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下班时间对反扒民警来说是一个“奢侈”的词汇,程诗静告诉记者,他们的工作时间永远是根据扒手作案时间不断调整,而扒手们也会研究民警的出没时间,试图打时间差。“比如我们今天凌晨2点进场,扒手们看到了退出来,第二天他们可能4点再进场,我们发现了以后,也要将进场时间延后。”

  不断调整“上班生物钟”,对民警的身体来说是不小的负担。前一天为了值班,范赟只睡了不到3个小时,而第二天一早他又必须准时上岗。但他说,这样的节奏早已习以为常。2016年底,派出所连续接报12起列车拎包案件,领导一度下了“死命令”,要求元旦之前把人抓到,确保旅客小长假安全。之后的22天里,范赟和同事起早贪黑反复研判数十个小时的监控,终于掌握了犯罪嫌疑人的出行习惯。11月30日,在众人的配合下,成功将嫌疑人抓了个现行,而在这之前,范赟已经熬了好几个通宵。

  有人曾经问范赟,现在犯罪成本这么低,反扒消耗的精力这么大,何必这么拼?这些扒手就算被抓,几个月后放出来还不是继续偷?对于这样的说法,范赟的态度很简单:“我把扒手送进去一个月,至少保证这一个月他不能出来偷别人,要是他出来再偷,那我就再把他送进去。”

  “程教,我在候车室,好的,我马上回来。”下午5点半,原本已经到了范赟的下班时间,但教导员的一通电话又把他唤回了派出所。“临时有个案子要处理,估计下班又要推迟两个小时了。”说完,范赟转身踩了几个碎步,再度隐入人流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