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法干警

[奉贤]20年法院执行工作的前进之路

2018年09月07日 来源:东方网

  卫志强同志自1998年进入执行条线工作以来,已为执行工作奋斗近20个年头。工作中,他严谨细致、务实高效,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坚持依法用足执行措施维护每一个司法案件的胜诉权益。卫志强先后荣获上海法院办案标兵、奉贤区公务员三等功、奉贤区“争当人民满意先进个人”等称号,多次获得上海法院嘉奖、奉贤区公务员嘉奖。近年来,在破解执行难专项治理过程中,他不仅善办案、巧办案,还积极履行执行长职责,带动整个执行组加大执行力度,优化执行方法,取得了突出成绩。卫志强在2016年获得了上海市十佳执行法官称号,随后的多起执行案件中,如媒体广泛报道的《上海“大风厂”复苏》中,卫志强善用生道执行手段,对企业开展放水养鱼,组织员工开展自救,在有限的条件内最大程度让被拖欠工资的员工得到最大赔偿。上海电视台连续三期晚间新闻跟踪报道,解放日报微信号“伴公汀”也进行文字跟踪报道。

  “执行”在法院分工中的雏形

  我是土生土长的奉贤人,老家在奉贤海湾。1994年进入法院工作,先后在大民庭、经济庭从事书记员工作。1998年年底,我正式加入法院执行条线,20年的执行工作经验算是我们法院执行条线最长的法官。

  当时我刚进法院给我的工号是96号,意味着整个法院也就100人不到。执行庭就三个组,每个组也就三四个人,算上庭领导和内勤,执行庭最早的规模也就是十几个人的机构。别看和现在比少了一半人,追述到更早的时候,执行庭人数仅只有三到四人。

  因为那时的执行庭只负责刑事、行政案件的执行,比如赃物的处置、超生的处罚等,涉及案件少,还往往都是非诉方面的。民事的案子,比如离婚纠纷、分家析产的执行则是由审判法官一步到位全部做完的。那就意味着早期的法官不只是要审案子,还要把案子管到底,将案件执行完毕。分家的案子,东西归谁了,法官还要监督一方把东西搬走,案子才算完结。

  执行“管到底”的方式对于法官来说工作压力大,但好在那时法院案件数量不多。我记得在大民庭,还没进入执行庭时,跟着法官办的最多的有关执行方面的工作,就是给离婚案件的当事人搬家产。哪些东西归男方的,哪些东西归女方的。每次判决或者调解好,这类的案件都要去一次他们的家,给他们分割清楚。其中一方会叫上亲戚或者好友,借个卡车过来,一个个东西搬走,我则要监督好。

  当时的案子简单、标的也不高,法官手上的案件也不多,每个案子法官都可以把情况摸得很透彻。要是换成如今,房子都是上百万的,财产形式也复杂,法官在案件审理上花费的精力越来越多,面对着“诉讼爆炸”的时代来临,执行工作逐渐地从审判法官工作中剥离,也就是法院人常说的——审执分离的时代到来。

  诉讼爆炸时代“审执分离”的到来

  审执分离,是指人民法院内部将审判工作与执行工作分开,审判员负责审判,执行员负责执行。审执分离有利于提高办案人员的工作的专业能力。审判与执行既然是两个迥然不同的诉讼程序,那它们对办案人员就有着迥然不同的工作能力的要求。审判程序侧重于对法律条文的适用、权利义务的判断,执行则注重强制手段的采用、权力义务的维护。审执合一,一个办案人员要有全面的司法能力和专业素质才能把案办好,而审执分离则让专业人才集中精力办专事,既提高了工作效率,也保证了工作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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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卫志强一行在小区张贴执行公告

  1990年代面对着诉讼爆炸时代的来临,法院案件数量持续增加。审判工作和执行工作的分开是反应了客观的诉讼环境变化。而我正是见证了这个变化。

  当时执行庭一共十几个人,每个人是按照镇来管辖,一个人负责一两个镇。我当时分配到柘林和泰日,那时这个分配方式我们都很认可。因为长期跑固定的街镇,对当地人熟悉,而且那时流动人口也不多。比如,有一些抚养费的案子,只要到村里面去,村里的治保主任有时只要打个招呼就会协助我们去收取抚养费的执行款。有时村里有个案子需要做执行调解了,我们也只要到村委会找个办公室,大家坐下来谈。甚至时间长了,那边经常谈案子的地方就成了我的“临时办公室”了。日积月累,对整个区域的风土人情都很熟悉,工作开展起来非常方便。

  到了2002、2003年,随着奉贤区域招商引资大开发,案件的数量开始井喷式增长,经济类的案子越来越多。以区域划分的工作模式进行分案并不能均衡工作量,于是执行庭案件回归到了由局里统一人均分配,而非辖区包干。从辖区包干到统一分配,也仅仅只过了3年。

  当时,面对着案件的剧增,2002年-2003年期间法院也衍生出了繁简分流工作机制。那时,执行庭开始分简易组和普通组。简易组主要办理交通事故、抚养费、劳动报酬、物业纠纷等案情简单又急需要快速办理的案件;普通组则是情况复杂的商业纠纷或者简易程序走下来执行难以到位的案件。这样一来,所有案子先是大扫网的办一波,能办的快速办,减少重复动作。

  这些制度上设计的初衷,就是应对案子数量、难度的上升。回想早年在经济庭的时候,案件诉讼的保全都是自己去办的。案件进来后,一些经济案子需要查封设备和银行账户,都是跟着案件承办法官出差到外地进行查控。审执分离后,财产保全工作进入执行局专门安排干警负责。

  那时我就在普通组里负责复杂的案子。最多处理的就是企业和企业的买卖合同、购销合同。记得那个年代跑的最多的就是浙江,浙江和奉贤可能通商的较多,所以经常会往外地跑。现在不一样了,就连抚养费案子也并非是“简单的案子”。当时执行情况还比较好,流动人口又不多,抚养费的案子往村里跑一下,和当事人父母谈一次就要到了。现在就算去村里,找到了父母也要不到,必须找到本人,去工作单位、控制住财产才有威慑力,让村里面帮忙工作也可能做不下来。

  以前的人对法律更加敬畏,只要法院的传票到了村里面,这个人是肯定会收到。就算这个人不在村里面,村里面各种关系都会告知被执行人,他会自己主动来法院。不会像现在缺席率这么高,之后一段时间开始,传票都会有退票的情况出现,被执行人能躲就躲。执行难也逐渐随着案件的增长慢慢地出现,而执行难最难的就是找不到人、控不到钱。

  改革的引领,执行难开始逐渐突破

  执行体制开始改革,许多新的举措开始出台。近年来,执行难开始好转,尤其是信用惩戒方面的力度开始加强。法院现在可以将不履行法院生效判决义务的失信人纳入黑名单,进入黑名单后的失信人不可以高消费、不可以坐高铁、不可以银行贷款 。

  从最简单的事情说起就是查银行账号,当一个人的银行账号被我们掌握了,银行账号需要冻结。以前是需要人工的,必须派一个人去开户行冻结。效率上也有问题,如果组与组之间沟通不及时,可能上午去的某一个银行,下午另外一个法官也去了,效率是有所影响的,重复率很大。

  后来我们尝试了执行局统一派一个人,专门去辖区还有点大的银行办理冻结和查询。一个星期的某一天一人包干,然后每周轮流,地毯式操作一个不漏。

  而现在信息化的引入我们只需要通过电脑,在最高院的“五查”系统,可以在系统里面立即看到被执行人银行资金、房产、车辆、证券、工商等信息。最近有一个案子,有个被执行人逃债,资金存在了自己老家的农村信用社。因为当时五查系统还没覆盖到地方信用社,现在升级了,立即能够查到并马上执行到位。

  在硬件保障上面,奉贤法院的执行环境也开始大改善。比如在外出车辆上,在大民庭的时候干警配的都是自行车,人力跑辖区。之后法院开始配备昌河面包车,再过几年法院开始添置了两辆桑塔纳。如今,每个组都配备两辆警车,硬件上大大保障了执行人员的外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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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奉贤法院警务用车

  执行最主要是两点,查控权力到位,被执行人的所有财产我都可以查到;涉及到的相关单位都可以配合,执行难才能解决。硬件上的保障是提高工作效率,制度上的保障才是解决实处。

  提到单位协作,2002年奉贤法院最早在制度上和区公安、司法所、村调解主任开始探索执行联动网络机制。那时每人都会有一本联络手册,相互都有联系方式。凡有案子在辖区内,对方单位都不会拒绝推诿,完全配合法院进行执行。

  当时公安的任务量也开始剧增,奉贤公安也是连续8年的全国优秀,可见考核精度难度也会每年上升。公安自身的案件体量很大,但是如果我们法官确定要到现场需要协助的话,区公安方面依旧会配合,02年起这个机制一直发挥作用。我们开这个会,有相关的纪要文件,每个人手里还有本联络册,公安、司法所等都是有配合法院执行工作的概念的。这本手册,这些年我还用过。要找一个被执行人,找了村里面的工作人员,还联系得上。

  2016年,奉贤法院将公检法联动再次以会议纪要形式确定,将拒执罪的追究、公安协助追查、司法强制措施的实施等具体化。2017年,在此基础上,还确立了升级版的工作备忘录,进一步畅通执行渠道。

  去年,公安协查上我有一个很典型的案例。我通过公安协助追查过一个失踪的上市公司老总,他正好入住奉贤一家五星级酒店。在抓获之前,我们还去他公司调查过,现场对他过去的工资记录进行取证,计划按照拒执罪的角度对他进行惩戒。当时从公司的其他高层管理人员处获悉,这个被执行人已经解除了公司总经理的职务,因为他已经被纳入了之前说的失信人黑名单。这个黑名单纳入后,根据相关的规定是不可以担任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可企业却让他分管两个分公司,一个大连一个甘肃,所以我们无法对他采取强制措施,关键是人也找不到。我们和企业说清楚,他也算是企业员工的,也进行了取证,而且事后我们抓到这个上市公司老总,他包里面还有六万多的现金。可以综合评定,他是有还款能力而不履行义务。

  法院向区公安提交过协助追查名单,在一次例行检查中,公安发现这名被追查的被执行人在奉贤一家五星级酒店进行登记入住。公安随即派出警力将他控制住,我们现场对他进行告诫并追回一部分执行款。这个案子还要继续走下去,因为这个上市公司老总在我们执行案子前和妻子办了离婚手续,将一部分资产已经转移到女儿名下。这个我们之后要进行追回,这个符合拒执罪的要件,要进行追究。

  不只是公安,法院最早也有一批司法所的老所长担任过我们特邀督解员。

  特邀督解员是法院邀请村镇德高望重、熟悉乡情的同志来协助我们法院开展执行工作。他们往往在乡里面有一定的口碑,人头也熟悉,由他们协助我们开展执行工作、寻找失踪被执行人都会大大提高工作效率。

  奉城镇司法所所长徐治飞就是那么一个人,基本上奉城镇的案子都会让老徐出面帮忙。之前村里面遇到过一个动迁案件,村里面把整个村的房子进行改良,把老房子拆掉,集中造新房再进行分配。那么这里面就出现矛盾了,虽然大家都是按照协议走的,但是有的村民不满足于分到的房子,会抢占他人的房屋。被抢占的人在法律上是站得住脚的,通过法院的判决到达执行程序,可抢占人却不愿离开。

  于是法院只能强制执行,在案件执行阶段霸占的村民很不讲道理,有的也不是真的搬进去,就是把东西放进去不住里面。还有的,直接在霸占的房子里面做了法事,张扬着说老祖宗已经住进来。

  当时碰到这样的情况,我们就会通过村里面的督解员徐治飞前来做工作。我们也和申请人沟通,申请人表示并不忌讳法事的问题,只要执行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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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卫志强执行公务

  于是我们让公安指定的开锁人员进行破锁,将房屋腾空。其实村里面在这个事情上面比较难做,怕得罪老百姓。这个时候老徐就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在沟通上面老徐可以帮助我们进行协调,弥补了村书记两难的处境,大家也都能接受。

  可是在强制执行后的2个礼拜,我们又接到了申请人的电话。霸占房屋的村民趁申请人不注意,又强制搬迁进该房屋。我们也非常意外,当地镇政府也得知此事,感觉影响不好。我们做足准备,当时不只是公安,还有镇政府、急救中心等一系列的联动协助帮助我们顺利执行该案。为了防止再次有霸占的情况,申请人还专门请来了防盗窗的施工队,在我们清场后立即安装防盗窗防止再次霸占。

  可见如今的执行联动,已经不只是与公安的联动,而是围绕破解执行难的多方联动。

  “新时代”的带来,执行案件更加透明

  奉贤法院在近年开始有一项创新举措,公开了所有执行法官的工作手机号码。这项创新举措使得执行案件的申请人更容易与执行法官进行交流沟通,执行案件的进展变得更加透明。

  在刚开始工作没多久,案件申请人只能通过座机和我们联系。执行法官又是经常会外出,当事人的确会碰到找不到执行法官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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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卫志强走进村民现场解决问题

  早年,当事人要和我们联系还可以通过BB机,而这些设备都是自己出钱的,私物公用。之后手机开始普及了,可联络还主要是单位电话沟通。联系当事人的方式也大多是预约接待见面的时间,在办公时间联系好,接待室见面详细了解案子情况。过去,当事人要和执行法官及时取得联系的确比较困难。

  现在法院给干警配备工作手机,配发工作手机号码,奉贤法院也是第一个将执行法官号码全部对外公开的法院。每个案件申请人都可以在诉讼材料里面收到执行法官的联系方式,随时可以和法官取得联系。

  我记得以前有个案子在环城南路,申请人竟然和失踪的被执行人在麻将馆偶遇,随即电话联系我。我们立即采取行动将人进行控制,执行到位,信息沟通非常快。这个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当然这样一来执行法官的出勤率也大大增加。

  这项举措的推出,使得案件当事人和执行法官的沟通更加迅捷。在法院信访案件的统计上,手机公开制度实施以后,法院执行信访数量直接下降了7成。当事人要说的话,立马可以找到法官说,和信访窗口的人说了也没意义。

  好的制度奉贤法院依旧保持,每个礼拜执行长都有一天接待日,就在立案窗口。工作手机号码公开之后,窗口接待数量也开始下降。案件被执行人的线索也开始源源不断地和执行法官提供,过去我们出勤率也不差。记得99年的时候和同事一同开一辆车出去,上午办我的案子,下午办同事的案子,两个人车子是不停的。那时的执行手段必须是出去主动找人,而现在手机公开后,线索的提供使得我们出勤的命中率提高,这个就是执行透明带来的好处。

  继往开来,执行攻坚路上砥砺前行

  这几年来,奉贤法院的执行工作受到了全国的瞩目,许多兄弟法院过来取经。奉贤法院成功的执行举措也见诸新华社、人民法院报、解放日报等中央、省市、区县三级媒体进行刊登转载。奉贤法院在2016年荣获上海法院破解执行难先进集体称号,我也荣获上海法院十佳执行法官称号。2017年,奉贤法院在最高院执行综合质效评分中位居全市法院第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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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首20年的执行攻坚路,执行难的现状开始逐渐攻破。制度上、硬件上的保障让每一个执行法官工作越来越有底气,工作越来越便捷。就像院领导曾经说过“奉贤法院的干警勇于担当,奋发有为,攻坚克难,以钉钉子精神狠抓各项执行工作的落实。”作为执行战线上的老同志,我会继续保持昂扬斗志,做执行攻坚路上的排头兵。

  供稿:上海奉贤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