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案说法

甲银行诉乙公司、丙公司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

2018年01月18日 来源:东方网

  【要旨】

  最高额抵押权人与原债务人、抵押人及新债务人协商一致,将其对新债务人的债权纳入最高额抵押债权范围、变更最高额抵押债务人,且未办理抵押变更登记手续的,应认定不发生物权变动的效力,抵押权人不能就其对新债务人的债权行使抵押权。

  【案情】

  2014年4月8日,甲银行与乙公司签订《基本额度授信合同》,约定甲银行向乙公司提供授信额度1.4亿元,借款期限2014年4月8日至2015年4月7日。同日,丙公司与甲银行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丙公司以其名下某房产为前述《基本额度授信合同》及其项下的全部债权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同年5月10日,甲银行与丙公司办理抵押登记,登记他项权利种类为最高额抵押权、他项权利人为甲银行。

  2014年11月5日,甲银行与丁公司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丁公司向甲银行借款2,800万元,期限自2014年11月5日至2015年11月4日。同日,甲银行与乙公司、丙公司及丁公司签订《补充协议》,确认前述《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系甲银行与乙公司之间《基本额度授信合同》项下分合同,属于《最高额抵押合同》项下的债权范围。后甲银行按约放款。

  借款到期后,丁公司未按约支付全部到期利息、归还本金。甲银行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丁公司归还借款本金及支付利息,并要求对丙公司名下某房产行使抵押权等。

  【审判】

  法院认为,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在于甲银行是否可根据《补充协议》对系争贷款享有最高额抵押权,即涉及最高额抵押中债务人能否变更问题,应从债权与物权两个层面分析:

  首先,债权层面。《补充协议》由各方共同签署,反映了各方真实意思表示,该协议合法有效,应予遵守。因此,对于违反协议的行为,守约方可以要求违约方承担相应责任。

  其次,物权层面。《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零五条仅规定抵押权人与抵押人可通过协议变更“债权范围”,并未明确允许变更“债务人”,而本案中当事人协议变更了债务人,由此产生了能否把“债务人”的变更理解为“债权范围”变更的问题,该问题涉及到物权法理论,需要从立法历史、立法比较去进一步分析。

  从立法沿革来看,199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与2007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关于最高额抵押担保的规定均强调被担保的债权“连续发生”,根据条文的用语,“连续发生”应当指双方之间一种不断沿袭交易的状态,如果突然变更了债务人,新的债务与以前的债务相比,难以认定为“连续发生”。

  从立法比较来看,根据我国台湾地区现行“民法”,债务人与债权范围为两个不同的概念,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条文没有明确允许变更“债务人”的情况下,基于物权法定的原则,不应允许当事人通过协议约定随意变更最高额抵押中的债务人。即便立法允许变更债务人的其他国家或地区,如日本、德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其法律制度也强调应当进行变更登记,不经变更登记,无法行使优先受偿权。

  综上,尽管从债权层面《补充协议》合法有效,但从物权层面,结合立法沿革及立法比较来看,当事人协议变更最高额抵押权的债务人且未办理变更登记手续,将不发生物权变动的效力。故法院判决支持了甲银行要求丁公司归还借款本金及支付利息的诉请,对于甲银行要求实现抵押权的诉请,不予支持。

  【意义】

  本案涉及最高额抵押的协议变更的效力问题,本案中银行作为最高额抵押权人与原借款人、新借款人及抵押人四方达成书面协议,一致同意把银行对新借款人的一笔债权纳入原最高额抵押额度范围,但未办理抵押变更登记手续。我国物权法对于是否可以协议变更最高额抵押的主债务人以及变更主债务人是否需要办理登记等问题并无明确规定。本案判决通过分析我国立法历史、立法原意,借鉴日本、德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相关法律规定,并在充分考虑银行业业务规范的基础上,认为如果缺乏变更登记制度,允许抵押合同当事人随意将本不属于最高额抵押担保范围的其他不相关债权纳入担保范围,可能会损害其他第三方的利益,如在后顺位抵押权人的利益,或者是抵押人之普通债权人的利益,最终认定对未办理变更登记的新债务人的债务,银行无权行使抵押权。本案在现有法律条文尚不明确的情况下对最高额抵押协议变更的问题作了认定,对细化最高额抵押相关的法律规范有一定探索意义。同时,本案裁判有利于规范金融参与主体的融资行为,提高借贷企业的“去杠杆”意识,有效防控金融风险。

  供稿:二中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