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后不让探望孩子?一场有关“责任”与“爱”的实践

2021/3/22 9:25:09来源:周到上海 作者:张益维

  “离婚后不让探望孩子怎么办?”

  “离婚后探望困难,该看不该看?”

  在上海市长宁区,与探望权有关诉讼约占家事案件总量的5%,这其中,又有约5%到10%的案件,会走向极端:藏匿孩子、肢体冲突……

  在家事领域,探望障碍并不是个新鲜话题,但如何让矛盾重重的父母重新沟通?一直都没有完美的答案。今年3月,在上海市长宁区,这个诞生全国第一个少年法庭的地方,一个由司法和社会力量共同建立组织青梓荟正式成立,在这个以化解探望障碍为目的场所中,一场社会实践正在展开。

  决裂的父母

  在长宁法院未成年人与家事案件综合审判庭,每年总有5件到10件探望权纠纷案件,会走向所有人都不想看到的境地:离异双方的矛盾已不可调和,除了司法强制介入,再无它法。

  思念孩子的妈妈长达2年见不到孩子,一次一次申请强制执行,甚至诉诸媒体,然而却将另一方和孩子,推向更对立的境地,男方和男方的父母对探望抵触强烈,他们说,孩子自己也不想见。

  2岁孩子的母亲无法接受前夫与孩子独处。她不能信任自己的前夫,时而强调对方存在暴力行为(该说法并未被法院认可),时而谈及离婚财产分配的不公。

  受过高等教育的离异夫妻,将抚养费和探望次数混淆在一起,双方都会反复换算,一次探望等于多少抚养费,没有抚养费就没有探望,没有探望就没有抚养费。

  ……

  就像离婚一样,当双方已彻底无法沟通,他们就会诉诸法院,或希望通过判决,要求改变探望方案,或要求强制执行探望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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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事法官在处理案件

  作为法官助理,陈立在不久前刚刚协助调解了一起探望权相关案件。原本在外地打工的父亲,以返沪工作为由,要求变更探望方案。看似平凡诉讼缘由背后隐藏着这个父亲长期的不满:他认为之前探望不畅。

  案件中的两名当事人都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但此前婚姻生活中积累的矛盾和怨气,让他们很难平静沟通。花费了6、7个小时达成的调解方案,在此后的执行过程中,并不顺利。“女方承认,她和她的家人仍有顾虑。”

  这种情况在探望权案件中并不罕见。当事人阻碍探望的原因不外乎几种,有的是因为不认同另一方对子女的教育理念,有的是因为仇恨对方导致对其探望行为怀有疑虑或敌意。

  “有时我们甚至很难分清,他到底是因为仇恨对方,所以认为对方带不好孩子,还是认为对方带不好孩子,进而引发了更负面的评价。”陈立说。

  “他们自己不愿意和对方有纠葛。但在孩子的议题上,双方又必须重新沟通。在抵触情绪下,对方怎么做都是不对的,多做了觉得被打扰,做少了觉得对方不负责任。”郭明总结,作为上海市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项目运营主任,她参与了多次探望相关调解。

  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法院只能强行介入,或是要求抚养方将孩子带到法院来,在法院完成探望。或选择一个折中的地方,协调父母双方完成探望。

  长宁法院未成年人与家事案件综合审判庭庭长顾薛磊本人,就曾组织过这样的探望,为了案结事了,顾薛磊周末加班到公园或居委会,组织存在探望障碍的家庭相见。有时双方矛盾过于激烈,孩子只能抱在顾薛磊的手上。

  加班尚是小事,身处其中的孩子,敏感的让人心疼。

  受伤的孩子

  “敏感”几乎是谈及存在探望障碍家庭的孩子时,所有成人都绕不开的一词。

  “他们非常敏感,会去讨好抚养的一方,为了生存,他们必须要去看那一方的眼色行事。这是没办法的,生活所迫。孩子是非常孤独的,他就像是一叶扁舟一样,他已经失去了一个温暖的家庭,不能再去漂泊。在这种家庭中,一旦拉住了一方的手,可能另一方的手就放弃了。”顾薛磊说。

  “争执中父母,很少意识到他们正在伤害孩子,他们甚至会下意识的将孩子推出来当“挡箭牌”:”被问及为什么要阻碍探望,千篇一律都是孩子不愿意去。”顾薛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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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于长宁区社会心理服务中心内的青梓荟

  “我们常常和双方当事人说,‘你们不要以为离婚对孩子没影响’,许多当事人不以为然。他们只知道管孩子的吃喝拉撒,却没有考虑过孩子成长过程中,青春期可能会发生的一些问题。缺乏父爱或母爱带来的伤害,这是在成长过程中慢慢表现出来的,并不是应激性的。”作为家事和未成年人法庭的审判长,在20多年的从业过程中,顾薛磊目睹了太多因缺乏良性成长环境而造成的悲剧。

  “有些小孩,从小父母一方就存在严重问题。作为法官,我们想办法为他们解决温饱问题、居住问题,但等这些孩子成长到初中、高中,我们发现,因为父爱或母爱的缺失,他们叛逆的情况,要比正常家庭的孩子高很多很多。”

  为了迎合抚养方,孩子甚至会掩饰自己的真实意愿。“如果抚养的一方很排斥他们见另外一方。孩子是不会承认自己想见的。你问孩子,他只会说‘也可以吧’。但我们很少见到孩子非常真实坚决的抵触另一方。”郭明说。

  建立一个缓冲带

  父母间丧失沟通能力,孩子夹在其中只能被迫迎合。探望障碍家庭,急需一个理性、中立的力量,为他们厘清矛盾,重建信任。这正是青梓荟诞生的原因。这个被定义为探望监督人场所的组织,试图通过司法和社会两方力量,为探望障碍家庭,寻找一个出路。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个场所,纾解父母的情绪,为陷入信任危机的双方,提供一个值得信任的环境,最终逐步帮助建立平稳的模式,顺利回归社会。”顾薛磊说。

  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青梓荟刚刚成立,就经手了一起纠纷重重的探望障碍“疑难杂症”。探望的一方,已经至少2年没有见到孩子。为了见到孩子,探望方反复起诉,连执行局都已经介入了2次。但从小跟着老人长大的孩子和探望方并不亲密。在抚养方、抚养方家的老人、甚至孩子看来,探望方的行为只是在反复打扰他们的生活。

  为了帮助这个家庭重建正常的探望关系,在正式探望开始前,青梓荟社工前期做了大量协调工作。

  “接受法院委托后,我们会先进行调查,和双方当事人取得联系,如果孩子已经8岁以上,我们还会和孩子进行沟通。”市阳光中心长宁工作站站长武芳说。

  在这个环节,家长需要签下承诺书,承诺遵守固定的探望时间、地点,不要带其他人影响探望,在探望过程中,不激化双方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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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薛磊法官与孩子在一起

  这次探望效果是令人的满意的,孩子和探望方的关系得到了缓解。抚养方甚至主动提出,希望在这种模式下,继续进行探望。

  在一些探望障碍严重的案例里,社工还需要在现场,充当父母沟通间的“缓冲带”。郭明对她经手一个案例印象深刻。孩子的母亲对父亲信任破裂,她不仅要求在场,甚至会下意识的打断父亲和孩子的沟通。

  “孩子只有2岁,爸爸已经一年没有见到了,在探望过程中,爸爸需要和孩子重新建立亲密关系,要抱一抱说说话。在这个过程中,妈妈就找各种事情去打断孩子和父亲,问孩子要不要喝水呀、衣服热不热呀……你能看得出来,她想让孩子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她那里。”郭明说。妈妈的行为并不一定是故意的,也可能只是潜意识里的焦虑,她不够信任男方,放心不下孩子。

  为了探望顺利进行,郭明和另一个社工只能分别陪在父母身边,一个负责协助爸爸,一个负责转移妈妈的注意力,给爸爸和孩子一个重建父子关系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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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3月2日,全市首家探望监督人场所青梓荟揭牌

  更重要的是,社工们需要帮助决裂的父母,在抚养子女问题上重建合作。这些父母常会把抚养子女问题混杂在积怨旧账、人格攻击、金钱琐事之间,双方间几乎无法好好对话。

  “我们要去帮他们寻找,阻碍探望的争议焦点在哪里?如何用更好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郭明说。有些夫妻会将离婚时财产分割的问题、抚养费的问题和探望问题混为一谈,社工们需要为他们理清概念。

  “有一个爸爸,我印象特别深刻,他会把每个月的见面次数和抚养费换算,算出见一次孩子要花多少钱,如果对方不给他看孩子,他就不给抚养费。为了改变这个观点,我们做了很多工作,抚养费和探望权是两个概念,抚养费是一定要付的,因为孩子不可能不吃饭。”郭明说。

  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

  司法力量和社会力量的刚柔并济,在解决探望障碍问题上,常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我们接受法院的委托,和法官紧密合作,所以双方当事人都清楚知道,红线在哪里以及违背之后的法律后果。”郭明说。

  当双方当事人愿意坐下来沟通后,青少年事务社工和心理咨询师专业的教育背景和丰富的经验,能以更柔软的方式,化解双方的积怨和心结。“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情,在心理咨询领域,他们更专业。”陈立说。

  “我们说保护未成人,要社会力量和司法力量共同努力。青梓荟就是这样的。从司法角度,长宁区政法委提供了场所、资金、扶持,保证了司法的权威。从社会角度,社工、心理咨询师、爱心人士的积极介入,让矛盾纠纷的化解更高效。我们的圆心点就是孩子,所有力量都围成一个圆圈,围绕孩子的利益解决问题。”顾薛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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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梓荟一角

  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这正是化解探望障碍的核心。“最理想的离异家庭,是离异父母能够在儿童生活发展议题上分工合作,共同考虑孩子成长过程中情感、生活需要。让孩子感受到,父母只是分开不在一起生活而已,对他的生活来说没有什么变化。”郭明说。

  在经过一段时间辅助后,探望障碍家庭,会从青梓荟毕业,自主进行探望。青梓荟的社工们有时仍会收到来自这些家庭的反馈。

  那个曾将探望机会和抚养费相互折算的父亲,已不再执着于用金钱衡量探望。那个对男方心结重重的2岁孩子妈妈,已在努力为了孩子缓和与对方的关系。化解经年的矛盾并非一夕之功,但从这些只言片语中,人们能感受到,这些父母,为了孩子,改变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