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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让打赢官司的人能实现权益”——大力化解执行难

2009年12月22日

一套住房执行之大换小、近换远、产权换租赁权(对唯一有一套住房的强制执行)

上海清积 破“一套住房”魔戒

  不久前的一天,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执行庭收到一面写有“严肃执法、人性执行”的锦旗。送锦旗看起来很平常,但因为这份感谢由一起执行案件的申请人和被执行人双方共同送上,意义就显得很不一般。这起案件正是上海法院在清理积案行动中,对如何执行“一套住房”进行攻坚克难的成功案例。“我们希望以点带面,在探索中不断积累经验,以推动此类问题的解决”,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孙建国说。

  瓶颈:“一套住房”
    
  “一套住房”是指被执行人除了一套供自己及家人居住生活的住房外没有其他财产。“法院要不要对该套住房进行执行?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司法实践中这都是一大难题”,上海高院执行局副局长樊长春告诉记者。
    
  根据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对于设定抵押的房屋,法院优先考虑执行,被执行人被强制迁出时,如果确实无法自行解决居住问题的,可以由申请人为其提供临时住房;但对于没有抵押的房屋,则优先考虑保障被执行人及其所抚养家属生活所必需的居住房屋,超出部分才可以拍卖、变卖或者抵债。这是申请人的抵押权与被执行人的基本生活居住权综合考虑的结果。
    
  “但是,具体的案例远比法律条文复杂得多”,樊长春说,究竟什么是“被执行人及其所抚养家属所必需的居住房屋”?面积多少?地段如何?标准怎么掌握?由申请人为被执行人提供临时住房如何操作?当事人拒不配合怎么办?这些都是执行中面临的实际问题。而且,真实的情况往往是,虽然有些家庭确实只有一套生活所必需的住房,而有些却自以为“吃透”了法律条文,或骗取贷款购买豪宅,故意“断供”后以“一套住房”为由抗拒执行,或暗地里将一套之外的产权房出手,造成“只此一套”的既成事实,给执行工作设置障碍。如此等等。
    
  樊长春由此总结了“一套住房”执行难的三个方面:
    
  一是被执行人存有博弈心态。
    
  他们以“一套住房”为由拒不履行债务,以为法院考虑社会稳定等因素,没有精力、物力对他们“动真格”的,因此抱有侥幸心理。
    
  二是申请执行人也很少配合。
    
  赢了官司不但执行不到,却还要先行垫资为“冤家”提供临时住房,这让申请执行人难于接受。即使是银行等金融机构也很少有为实现抵押房屋的拍卖而设立专项经费预算的。
    
  此外,该类执行往往涉及一个家庭,有老有少,还有同住人、房屋共有人的权利等,并非被执行人一人说了算。“这类案子错综复杂、千头万绪,执行法官也常常感到力不从心”,樊长春坦言。

  破题:敢于执行
    
  记者注意到,“一套住房”的案件在上海执行积案中占有一定的比例,因为处理难度极大已然成为瓶颈问题。“但是,我们有知难而上的决心”,上海高院执行局局长余志强坚定地表示。
    
  两年前,李某因王某借款不还而将其告上法庭,法院判决王某还款57万元。长宁区法院在执行中查明,王某名下仅有一套建筑面积80多平方米的住房,住有王某父母和王某一家共5人。经执行法官再三督促,王某在全家的帮助下履行了2万元还款义务。李某要求法院拍卖王某的房产,但王某拒不配合。
    
  案件执行似乎陷入了僵局,但法官们没有轻言放弃。他们觉得王某的房子虽然不是很大,但地处临近静安寺的中心城区,房价较高,如果将其置换成相对廉价的房屋,则既保障了王某一家的居住权,又能以多余房款偿还李某的债务。于是,通过“以大换小”、“以近换远”来盘活这套房子的执行思路被付诸实施。
    
  此案最终以本文开头一幕——双方共送锦旗圆满收官。结局应该说是皆大欢喜,但不得不提的是,在执行期间法院花费了大量的精力。
    
  据此案承办法官谢寿山介绍,法院首先明确告知王某及其家属,法律及现行司法解释并未明确规定“一套住房”绝对不能执行。同时依法做出拍卖裁定,张贴拍卖公告。此举彻底打消了王某的侥幸心理,促使其配合法院将房屋拍卖变现。
   
  为使王某尽快腾出现房交付拍卖,法院在申请人李某不肯提供临时住房的情况下,又联系房地产中介公司,在离原房屋不远处精心挑选了一套房供王某家人过渡。在随后的两轮拍卖均告流拍的情况下,法院又引导双方共同委托中介公司寻找合适买家。该房最终以115万元成交后,王某买下已经入住的40多平方米的过渡房,剩余房款支付了对李某的全额欠款。
    
  随后,法院又全程督促王某付款搬迁、户口迁移、交房等手续,前后整整经历了5个多月。“这个案件之所以能够执行,法院的坚决和坚持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谢寿山说。
关键:平衡保护
    
  “执行这类案件,除了法院的工作魄力,更为关键之处还在于如何正确界定‘生活所必需的居住房屋’,并且尽可能在当事人利益之间找到平衡”,说到这一点,余志强向记者介绍了另外两起执行案件。
    
  赵某经法院判决应向银行还款70余万元。黄浦区人民法院在执行中查明,赵某因犯诈骗罪等被判处有期徒刑19年,除了上述银行贷款外,还应交纳罚金2万元,退赔被害人损失200余万元,但其名下除抵押房屋外无其他财产可供执行,而抵押房屋现由其父母实际居住。
    
  面对法院的执行,通情达理的赵某父母同意将所住房屋交付拍卖,但要求在拍卖款中留出30万元以解决两老现在的住所,也为儿子将来回归社会留个落脚之处。赵某也对该方案表示同意。法官又做相关刑事被害人的矛盾化解工作,并说服银行同意从抵押房屋的拍卖款中,划出一部分给赵某父母及刑事被害人。
    
  最终,扣除各类税费后该房屋拍得115万元,赵某父母得30万元,众被害人在另外30万元范围内按比例受偿,银行则作出部分牺牲,受偿率为77%。
    
  在另一起案件中,陆某与朱某因房屋纠纷被判迁出。金山区人民法院在执行中查明,陆某80多岁,患有多种全身性疾病。陆某的女儿也因负债累累下落不明。最为棘手的是,现有房屋之外陆某确实无处可迁。然而,朱某的合法权益也应该得到法律的保护。于是法院裁定由陆某向朱某支付数额等同于房租的迟延履行金,并最终促成双方以每月600元的房租费签订了和解协议。
    
  这种“以产权换租赁”的方法既保证了老人在有生之年居有其屋,也弥补了朱某的部分损失。
    
  “平衡保护需要我们既严格执法,又人性操作,考验的是法官的司法智慧和解决实际问题的水平和能力”,余志强总结道。
执行“一套住房”之各方观点
   
  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上海曾先后两次召开专题研讨会,就如何破解“一套住房”执行难问题展开了研讨。与会者围绕当事人特别是被执行人拒不配合,法院能否强制采取“以大换小”、“以近换远”、“以产权换租赁”方式执行等问题展开深入讨论。
    
  长宁区法院执行庭副庭长孙卫平、普陀区法院执行庭庭长章思广、黄浦区法院执行庭副庭长顾丹伟等分别从操作层面上提出建议:如参照拍卖原理,建立一套由中介机构主持的“以小换大”、“以远换近”或“以使用权换所有权”的“竞换”机制,“竞换”所得差价可供法院执行。当遭遇无法“以大换小”情形时,可参照“带租约”拍卖的形式,建立一套“返租房”强制拍卖机制,成交后强制被执行人向买受人支付租金,这样做,既保障被执行人的基本居住需要,又能兑现申请人的合法利益。
    
  上海高院执行局副局长樊长春介绍说,西方国家也存在“一套住房”的执行问题,并且也时常引起争议。如英国在执行“一套住房”时,被执行人可以向政府申请廉租房居住,不申请廉租房而又抗拒执行的话,将被以藐视法庭罪送进监狱。但也有英国学者对此举持有异议,认为这是用公共资金为私人债务买单。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张驰对相关执行权的行使提出看法。他说法院要防止出现“过高保护”和“扩张执行权”的问题。
    
  张驰认为,法院在依法执行生效判决过程中,只要确保被执行人最基本人权不受侵犯即可,没必要过多承担提供住房特别是提供产权住房的责任。法院的执行权力是宪法、法律赋予的,其界限十分明确,如法院强制由申请人提供住房给被执行人,甚至通过法律文书形式将置换房强制过户至被执行人名下,则有超越职权的嫌疑。
    
  复旦大学教授段匡则建议,可先从银行房贷执行案件入手探索房屋“以大换小”的具体程序,待时机成熟后再推广至其他领域。在置换房提供主体上,应参照公积金的运营模式,由银行携手社会中介机构共同选择适宜的房源,具体可以是担保公司、资产管理公司、专门的房屋置换公司等。但法院不宜涉足过深,特别要提倡优先采取协商解决,避免过多地使用强制力。另外,保障公民基本居住权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职责,政府也有义务参与提供置换房源,并在一定程度上负起主要责任。

  上海的拒执罪“克灭刀”程序(在英国,若民事案件被执行人拒不履行法院裁判,权益人可向法院申请将其以藐视法庭罪送进监狱,此谓英国法院之“克灭刀”(committal)程序)
中国版“克灭刀”亮剑上海

  在英国,若民事案件被执行人拒不履行法院裁判,权益人可向法院申请将其以藐视法庭罪送进监狱,此谓英国法院之“克灭刀”(committal)程序。在中国,那些拒不执行人民法院判决裁定者同样要为无视法律的行为付出代价……

  10月22日下午,上海金山法院公开开庭审理被告人倪某拒不执行人民法院判决裁定罪案件,当庭判处其有期徒刑一年。这是今年6月上海市公、检、法、司会签下发《关于办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以来,该市宣判的第6起构成拒执罪的案件。

  这充分体现了上海公、检、法司对破解执行难题维护司法权威在认识上的高度一致和行动上的紧密配合,同时也为构建执行威慑机制和胜诉权益兑现机制添上了浓重的一笔。

  现实困惑:最多拘留15天

  有能力履行而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的行为,既是对胜诉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公然剥夺,也是对国家法律权威的公然藐视。我国刑法因此规定,对该行为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然而记者了解到,上海以往真正被以拒执罪追究的案件少之又少,平均每年不过2至3件。绝大部分拒不执行人被法院按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处理,通常是司法拘留15天。所以个别被执行人甚至当着法官的面耍起了无赖,“我就是不付,最多拘留15天”。
    
  对这些人来说,司法拘留的威慑力显然不够。那为什么适用拒执罪予以惩处的案件极为少见?“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问题主要出在对拒执罪的认识上”,上海高院执行局副局长耿沛宇对此解释说。
    
  由于受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不少人认为民事执行案件是人民内部矛盾,不宜动用刑罚手段。拘留15天,敲敲警钟,很大程度上成了处罚拒执行为人的思维定式。而作为申请执行人,主要考虑的实现权益,至于法院采取何种强制措施,并不为他们所关注。而在拒执罪的追究程序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等六机关1998年下发规定,明确拒执罪案件属于公诉案件。即如果法院认为拒执行为已构成犯罪的,需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再由检察院公诉,法院审理。这一规定强化了公、检、法在追诉程序中的监督制约,但客观上也因三方对违法行为严重程度的感受、入罪标准把握尺度等的不一致而使一些已经启动的追究程序不了了之。
   
  策略之一:沟通衔接,让“困惑”成为过去

  “有条件履行而拒不执行已经成为造成当前执行难的重要原因,社会各方对此都十分关注。老百姓的呼声应当成为我们改进工作的不竭动力,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我们积极主动,加强了与公安、检察等机关的沟通和协作”,上海高院执行局局长余志强告诉记者,“立足本土资源,借他山之石,在上海我们形成了自己的‘克灭刀’程序”。这个程序正是今年6月上海四部门联合下发的关于办理拒执罪的《意见》。
    
  前述已被判刑的包工头倪某曾经十分嚣张。他从事承包工地、装修房屋等业务,在金山法院先后有3起被执行案件,共拖欠三方申请人借款、劳务工资款等合计23万余元。其中的一起拖欠工资款案件,倪某在与工人达成和解协议后却拒不履行,还通过隐瞒财产等方法逃避执行。法官经深入调查,获悉其银行账户曾有数十万元资金进出,因此判断其完全具备履行能力。
    
  事实面前,倪某依然宣称不会还款,并恶言威胁法官、威胁法院。在此情况下,金山法院果断将相关案卷移送区公安局。警方立即展开侦查,查明其行为已涉嫌构成拒执罪。区检察院随即对其提起公诉。当倪某意识到自己将被追究刑事责任时,才知道问题的严重性,通过家人付清了欠款。“但是他先前的行为已经严重损害了法律的尊严和司法的权威,也严重影响了申请人权益的及时实现,判处一年有期徒刑是罪有应得”,审理此案的金山法院刑庭法官许颖向记者表示。
    
  案件从移送公安到开庭判决一共只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效率之高要归功于此前公、检、法各部门已经达成的共识。据介绍,该意见详细明确了移送、立案的标准和具体的工作规程,明确了犯罪地既包括拒不执行行为的实施地也包括执行法院所在地的管辖原则;对法院移送的案件,明确了公安机关应当及时立案侦查,检察机关应当及时提起公诉,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审判的工作原则。
  策略之二:大力追缉,让逃债者难逃法网
    
  “这份意见还有一点至关重要,就是对涉嫌犯拒执罪者,如果行为人尚未到案,由公安机关协助查找其下落”。余志强特别向记者强调说,“法院手段有限,以前有些案件就因为法院找不到被执行人,所以无法启动追究其刑事责任的法律程序。”现在公安出手,许多困难就迎刃而解了。
  驾驶员周某因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于2008年10月被上海闵行法院判令赔偿受害人近12万元。周某手握保险理赔款10万余元却就是不肯向受害方支付,并且还和执行法官玩起了“躲猫猫”游戏。终于有一次,法官拨通了他的手机,周某却在电话中称法院判决与其无关,之后便音讯全无。此案移送公安机关刑事侦查后。警方用技侦手段很快将周某查获。最终,周某逃避执行的行为换来了一年的有期徒刑。 
   
  策略之三:罚当其罪,让不诚信者付出代价
    
  不久前的一天,上海虹口法院正在对刘某拒不执行法院判决一案开庭审理。刘某的律师为其辩护称,刘某案发后已经还款,故请求法院适用缓刑或免除处罚。法院审理认为,刘某具备偿付能力后不但不主动还款,还偷梁换柱,为法院执行设置障碍,直至公安机关对其立案侦查后,才认识到抗拒执法的严重性。刘某犯罪情节严重,不具备免除刑罚或适用缓刑的条件。最终,刘某被判处拘役三个月。
    
  被抓到的人还了对方的欠款,还要不要追究刑事责任?适用缓刑还是判处实刑?对此,上海法院态度很坚决。情节严重,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一定追究;应当判处实刑的,必须判处。
    
  “罚当其罪,就是要让那些背信弃义、视法律为儿戏的人付出沉重的代价。我们现在依法打击拒不执行行为,一方面是为了维护司法的权威和尊严,同时也希望因此能够增强当事人的守法意识,从而推进诚信社会建设,推进我们的法治化进程”。上海高院刑一庭庭长周芝国强调。

  相关链接

  追究拒执罪之各方观点


  上海市人大代表钱翊梁认为,按照现行法律规定,拒执罪的量刑只有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罚金,而三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在审判实践中是极有可能判处缓刑的,因拒执行为受到法律惩处的风险因此大大降低,这对震慑犯罪不太有利。
    
  上海市律师协会副会长李慈玲律师认为,拒执金额与量刑之间没有建立相应的对应关系,也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拒执一笔款项是拒执,拒执十笔也是拒执。执行标的越大,拒执所带来的利益也就越大,拒执实际发生的概率就会提高。因此对拒执罪的罪刑设置尚需进一步完善。
    
  上海政法学院汤啸天教授认为,单纯的刑事追究后,民事执行可能更难。有些人往往会抱着“既然我已经被追究刑事责任,我就不再履行民事判决的义务”的想法。所以,要调整拒执罪的客体范围,将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纳入客体当中,给予或者确认申请人以受害人的地位,这样才能真正体现出拒执罪的立法目的。

  上海二中院建立辖区“民生案件执行快速通道”

  从2008年12月起,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在辖区内建立起“民生案件执行快速通道”,使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民生案件得到快立、快执,加大对辖区法院涉及民生执行案件的限期督办力度,辖区多家法院做到民生案件当天立案、当天移交执行庭、立即调查财产、优先办理,保障百姓合法的切身利益尽早实现。今年1-11月,该院共受理涉民生案件285起,执结291起,执结率102.11%,清偿率82.31%,执行到位2.55亿元。同比,清偿率上升了8.2个百分点,执行到位金额上升了11.62%。

  “民生案件执行快速通道”机制建立以来,该院通过加强疏导,解决了等一批涉访执行案件;通过加大力度,提高了欠缴社保费等类型案件的清偿率;通过执行提速,缩短了劳动报酬、农民工工资等案件的执行时间,如福卡公司申请执行龙元公司,仅8天就迅速执结。

  在此项机制实行中,针对辖区法院信访案件化解难的问题,二中院专门开设了执行信访接待窗口,安排执行法官接待整个辖区执行案件的来访人,并制定《二中辖区执行信访工作管理规定》,加强对辖区法院执行信访工作的指导、督办,建立辖区执行信访联动机制,加大信访处理力量,以进一步减少执行信访总量。